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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咏盛世与宗唐复古: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

2019年11月14日 18:06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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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政治融汇草原传统与儒家治道,兼及各族群历史经验,显示出独特的大元气象。文随世变,能够反映元代独特精神风貌的文学也因这样的时代而生,其中最能引领时代之风的是翰林国史院文士的诗歌创作。

从文化碰撞与文化选择的角度而言,游牧族群吸收汉文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蒙古人南下后就有意识地任用汉人文士帮助他们管理汉地,特别是在忽必烈身居潜邸之时,一大批北方汉人文士如刘秉忠、姚枢、许衡等被吸收到其周围,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潜邸文士群。这些文士利用自身的才学帮助忽必烈营造两都、立国号、尊孔兴学、制定礼仪制度等,参与并推动了元初蒙古的汉化,而翰林国史院正是汉族文士引导设置的。翰林国史院由蒙古国史院与汉人翰林学士院原本彼此独立的两个机构合并而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皆供职于合并后的同一机构中,通过交游酬唱,雅集宴答,交流诗文创作理念,使得翰林国史院成为元代多族文士聚集的汉文化中心。

元代翰林国史院不但聚集了不同族群的知识精英,而且也融汇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他们对元代诗风融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南北文士汇合与元代复古雅正诗风。在元朝统一南北之后,翰林国史院开始由北方文士为主导逐渐转变为南北文士同任、南方文士主盟的格局。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南方文士纷纷北上求取仕进,不少南方文士进入翰林国史院,成为中坚力量,推动元代诗风的转型。他们在批判金、宋诗风之弊的基础上,提倡“诗宗风雅”的雅正复古诗风,逐渐形成以复古为中心,叙说大元盛世气象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诗歌风尚。他们或歌颂元代疆域之广袤亘古未有,或咏唱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如至正二年(1342)拂郎国进献天马,翰林国史院南方文士揭傒斯、欧阳玄、杨载等人集体创作天马赋,歌咏此事。南北文士继承金、宋诗学传统,虽然在诗歌观念上存在着差异,但随着南北交流日益深化,元代诗风逐渐走向融合,由此形成的盛世话语成为元代诗歌的重要表征。

第二,色目作家群与元代清丽诗风。色目作家群是元代最具特色的创作群体,其产生是元代族群与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色目作家群的创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新风貌,彰显出元代独特的文化品格。这些色目文士所作之诗多以清丽见称,他们在诗风上借鉴李商隐等唐人,以辞藻华美见长,但又不流于俗,这在当时诗坛独树一帜。例如著名色目文士马祖常从小接受汉文化,在翰林国史院中与当时诗文大宗袁桷、元明善、虞集等人相友善,他的诗文创作以尚实为宗,诗歌表现出清丽自然的风格。要之,元代色目作家群特有的豪放自然之风使得其诗作中带有强烈的雄放清丽之气,在元代诗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

第三,新空间背景下的扈从纪行诗创作。与之前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元朝完成了地理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燕地的转移,可以说实现了幽燕地理空间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两都制是元代政治空间变化的重要标志,扈从纪行诗是在这一广袤地理空间之上产生的。伴随着两都巡幸制度,翰林国史院文士能够在这一区域大规模游历,在此过程中,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有的描写扈从途中所见自然风光,有的叙写多元族群的人文风貌,表现出雍容典雅、质朴厚重的诗风。扈从纪行诗拓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是元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为研究两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具有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

受历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戏曲一直是元代文学的研究重点,而作为当时文学主流的诗歌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元诗内容的丰富性以及独特风貌未被充分发掘,作为元代诗坛引领者的翰林国史院文士自然没有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元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以翰林国史院文士为主的元代文人倡导宗唐复古风气,这是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风雅传统的延续。与此同时,这种风气的形成还与盛世背景下元人恢宏阔大的精神风貌有密切关系。广袤的疆域以及高度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使得唐、元两代文人在精神层面有了一致之处。可以说,历史的回想与现实因素决定了元代宗唐复古风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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