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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联六十年(上):战犯的改造与认罪

2019年12月15日 00:17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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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归联六十年(上):战犯的改造与认罪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对其余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有期徒刑战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这批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他们始终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他们虽遭受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仍坚持活动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而总部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接收战犯

1950年7月,23岁的沈阳姑娘赵毓英拿到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称“东北战犯管制所”)。满怀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热切期盼,赵毓英和从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等调来的几十位新同事一起,来到位于抚顺东北高尔山下几幢不太起眼的灰色平房报到。抗战时期,这里是臭名昭著的抚顺监狱,是日军关押、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地方。如今日月换新天,经过整修的抚顺监狱即将迎来它曾经的主人——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战犯。

还没来得及熟悉工作环境,刚到抚顺一周的赵毓英就接到了去中苏边境交接日本战犯的任务。她和其他两名护士、四名翻译共七人同行,负责押送期间的医护工作。7月18日,在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侵华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司法、行政、军队、警察系统,以及铁路警备队、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下属部队等各个层级的官员、士兵。

那天阳光很足,几天没有见光的战俘们跳下苏联的“闷罐车”,被强烈的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非常狼狈,但也有几名师团长仍然身着将军服装,“表情傲慢,挺胸腆肚的。”第一次见到战犯的赵毓英既恨又兴奋,“过去你们侵略我们,现在你们是阶下囚了。”

对于接收日本战犯,周恩来总理提出必须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中苏交接后,战犯们换乘中国干净整洁的客车,吃上了从哈尔滨订购的面包、香肠等食物。他们在回忆中多以“丰盛”“美味”描述来到中国后的第一顿饭。大部分战犯此前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五年慢性饥饿下的重体力劳动,如今在整洁、舒适的车厢里体验到了难得的饱腹感。

7月21日,战犯们顺利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刚一入所,看到监舍张贴的《监房规则》落款写的是“战犯管制所”,很多人就闹起来了。“有人把《监房规则》撕下来搁地上用脚踩。”他们认为自己是战俘,不是战犯。而且,在很多日本军人的认知中,“侵华有理”,侵略中国是在“帮助”中国。

比起稳定战犯的情绪,解决中方管理人员的思想问题更加紧迫。时任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就有很严重的思想包袱,赵毓英当时也想不通:“我们也没有犯错误,怎么给调到这儿来了?我们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战犯服务的。”看守员王兴一家八口人,除他之外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对于在管理所工作的抵触情绪尤为严重,强烈要求调走。

据说,当年对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国内也有争议,周总理曾讲,二十年后才能知道这件事是正确的。但当时没有明确文件下达战犯管理所,指示应该如何对待战犯。本着“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的人道主义原则,时任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曲初的夫人于瑞华对王兴进行开导,他在宿舍蒙头大哭了一场后投入工作。赵毓英虽然心存芥蒂,但是也开始给战犯们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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